一些工作要提前做
话题讨论到改开问题，不过这场关乎国家新时期发展历史进程的抉择并非━帆风顺,那一时期的出现的议论很多，除路线的内部争论外，还有开放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，人们将之称为‘发展过程中的问题’。
不过，刘主席说的却并不是改开，而是听完方叶的讲述后，说道:“既然过去改革开放出现了许多问题,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可以换个方式，选择一条更合适的途径，以修正那些错误?”主席问道:“少其有新的看法?”刘主席微微点头:“看完了改革时期的一些资料后，我确实有了新的看法。我们是否可以既采用改开的策略，又实行现有的一些制度，比如加大乡镇村的公有制建设。”
“曾经改开后，城乡差距进—步拉大，农村集体组织已经在事实上受到了破坏，乡镇公有制企业也损失殆尽，大量的集体资产被私人占据，公共利益被侵害严重难以保障，农村在一段时期内其实是被放弃的以至于发展严重滞后，因而或可通过加大建设来缩小发展差异。”
改开后，农村地区实行责任田,而田是分下去了，但是这也使得原有的集体体制变成了农民群体各自为政,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由此受到了影响。
那时的集体财产,比如脱粒机、拖拉机、耕田机等无人管，有些地区甚至将这些农业机械和工具卖了换钱，然后大家瓜分,这是集体体制被破坏后的结果，而刘主席看完资料后，觉得这对集体体制的破坏太大了,或可用加大建设来解决这一问题。
“另外。”刘主席继续说道:“还要加大地方民主建设，不能让政府变成了一言堂,而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分配上，要给予人民有发言权、参与权、决策权。”
方叶听完,想了想说道:“刘主席,我先回答您第二个问题，加大地方民主建设这个设想是好的,但问题也很明显，我们曾经也这样搞过，但带来的问题，就是决策效率低下，比如某地方通过招商要建设一个工厂，召集群众来参与决策，然后事情可能与您想的不一样。”
“群众反对?”刘主席问。
方叶点头:“是的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，群众维护自己利益的思想是坚定的，但是群众大多时候眼光也确实局促于当下利益，比如该地方招商来的工厂，明明可以为地方每年带来可观的收入,但是农民觉得自己的田地被征收，因而不愿意,甚至爆发激烈的抗议。”
“那时这种事件在全国各地到处上演,地方政府和招商对象―退再退，比如安排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厂工作,企业留于地方的税收给予民众分红,甚至企业给地方捐建学校，各种退让，然而这些统统没用，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，他们的观念里,种田最稳当，没有田以后吃什么?”“还有一些地区，政府明明是好心，想发展地方经济，将农田改成鱼塘搞养殖，然而老百姓又反对，所以在没有见到切实的利益之前，老百姓并不会因为那些‘许诺’或‘道理’，他们就会认可。”
主席缓声道:“这是一个现实的发展矛盾问题，不过我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是讲道理的，之所以造成这个矛盾,还是因为工作没有做到位,只要将道理讲清楚，讲透俸，我相信老百姓是会接受的。”
方叶说道:“那时一些地方的干部，挨家挨户的做工作，花了无数精力把工作做通了，而等到老百姓拿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后，反对之声几乎一夜间就消失了。不过就如主席所说，这是一个现实的发展发矛盾问题,而且还是一个分配问题。”
“比如地方政府收了百姓的田地，给予了一定的补偿又安排了工作，然而随即房地产又开发了出来，老百姓从农民变成了农民工，接着被套牢，不得不加入这场新的被动分配体制中，打工赚的那存款，很快因为要买房子被清空，而且还背上的沉重的债务。”
“不过，早期还好，房子虽说当时比较贵，而随着人民币的贬值，那几千块的贷款一两个月就还清了，但后来房子越来越贵，再想短期还清贷款就不现实了，而国家在整个社会大规模发展之后，又没有给这些农民工进行兜底，因而导致全国广大平民生存压力极大。”
“你这个兜底是指哪些方面?”主席问道。
方叶回道:“在2010年之前，包括城市和农村的一般居民，老了连基本的生存保障都没有，相对应的职工的养老金却在年年攀升，而城市里工作的农民工，由于国家养老保险推行得并不完善，大量的企业也根本不给农民工买保险，最终这些问题全部推给了国家。”
“当时，私营经济刚刚发展，私营企业的发展压力确实大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私营包括海外投资的企业都赚了大笔利润，却对社会基本责任完全没有义务。特别是那些外资企业，颠峰时期我国共有外资企业54万余家。”
“多少?!”陈副总理瞪大了双眼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。“颠峰时我国有54万余家外资投资企业。”方叶重复了一遍，而后说道:“这些企业利用中国的土地、便宜的人力资源，破坏了中国的环境，留下了大量的污染，最终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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